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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霞:推進憲政民主關鍵在黨 症結也在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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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 蔡霞:推進憲政民主關鍵在黨 症結也在黨   周五 六月 21, 2013 12:20 pm

蔡霞:推進憲政民主關鍵在黨 症結也在黨2013-06-21 07:07:00




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全面的深刻變化,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凸顯出政治改革的緊迫性。中國***執政後對健全憲政體制的艱難摸索中國*共*產*黨追求民主的願望是真誠的,執政六十年來不懈探索建立健全人民民主的政治體制機制。



本文作者蔡霞為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全面的深刻變化,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凸顯出政治改革的緊迫性。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就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到1986年*鄧*小*平在2個多月時間裏連續多次談到國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指出如果政治體制改革不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完成不了的。然而,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始終停留在行政體制改革的層面上。事實表明,行政體制的弊端與缺陷根子不在行政本身,而在於政治權力結構及由此而定的權力體制與權力運行機制問題,深化政治改革事實上無法回避。*鄧*小*平曾經說過:中國的問題關鍵在黨。現在看,由新中國的建國路徑及中國***的長期執政所決定,能否有效地推進政治改革,關鍵和症結都在於執政黨。本文嚐試側重從中國*共*產*黨執政後對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機制的探索與認識的角度,對新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問題作一粗淺分析。
  一、中國*共*產*黨追求憲政民主的探索與坎坷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是中國***的奮鬥目標,並且黨當時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有了初步的民主實踐。執政之後的六十年,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探索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憲政體制機制。然而,六十年探索走的非常艱難。
  1、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民主的追求和初步實踐從1840年國門攻破開始,中國人就在學習現代文明,以立憲民主為核心努力建設一個現代國家,但中國的戰亂不時打斷這一進程,可謂百年跋涉,進路坎坷。從清末立憲到1949年,中國的二波憲政建國努力都沒有成功。用著名學者秋風先生的話說:「第一波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努力是清末新政與共和革命。……現代立國事業的第二波努力是抗戰建國。[1]」盡管第一波建國努力隨着孫中山革命失敗、軍閥勢力蜂起而未有善果,但民主、共和、憲政、自由的思想已經植入中國的思想界,成為後來一切爭奪中國政權的政治勢力的政治標榜。
  抗戰期間,中國***與***成為對立的兩大政治力量,占據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中國能否建設成為現代的憲政民主國家,這兩大黨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国*民*党盡管企圖繼續一黨專政的統治,但迫於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強大社會壓力,不得不「容納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其他黨派參政」,逐步轉向籌備憲政。
  中國***將人民民主寫在黨的旗幟上,作為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政治綱領之一,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當時中國***對人民民主有一係列的明確主張。***同志在1940年就指出:「憲政什麼是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中國***真心實意地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願,繼續推進孫中山先生未盡的事業,***指出「什麼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講得最好的是孫中山先生<中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的話。那個宣言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3]。中國***在抗日根據地對新民主主義的憲政有初步的實踐。1940年3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對黨內的指示明確指出,根據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該規定為三三制;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其組織形式,應是民主集中制[4]。*毛*澤*崬同志在論及抗日根據地的人民民主時指出:「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是徹底的實現了」[5]。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努力實現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做法,受到當時國內外進步記者、民主黨派、進步人士的讚賞,他們說中國的民主在延安不在西安。
  抗戰勝利後,人民希望和平,國共兩黨舉行了重慶談判,但終因政治意識形態的極端化致使談判破裂,內戰爆發和平建國的努力終告失敗。
  從清末到1949年的五十年,盡管連年戰亂,中國的民族資本在夾縫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育,各民主團體與社會力量逐漸生長、現代民主政治法律思想初步傳播;同時中國***抗戰期間奮鬥犧牲、促進民主所做的努力贏得了人民的信任,這為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戰爭結束後聯合各民主黨派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權準備了基本條件。
  2、中國***執政後對健全憲政體制的艱難摸索中國***追求民主的願望是真誠的,執政六十年來不懈探索建立健全人民民主的政治體制機制。但由於黨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比較粗淺,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還很原始,因此如何將民主政治從原則口號變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制度、運行機制,乃至於成為基本生活方式則非常艱難。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的摸索有良好的開端,有嚴重的曲折,有深刻的反思,也有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創新。
  先看憲法的修改。
  憲法是一國根本大法的憲法,憲法高於任何法規,更高於政策規定,憲法的擬訂與修改須要體現和保障全社會各個群體、各個黨派的普遍利益和意志。我國憲法制定與修改中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就是憲法的修改常常為當時的政治意志所左右。
  比如,從1949《共同綱領》到1954憲法的變化,有其曆史進步的一面,也有不容忽視的缺陷。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明確提出,革命勝利後的中國將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要建立多黨聯合執政、人民民主的新民主主義國家政權。這個政治主張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和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也是一切愛國民主力量的共同願望。因此,中共在1948年提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建立新中國時,獲得了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進步力量的熱烈響應。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制定了《共同綱領》。
  《共同綱領》只是起着臨時憲法的作用,隨着時間情況的變化有必要制定新的憲法,中國***領導起草了五四憲法。五四憲法總體上堅持了《共同綱領》關於人民民主的核心原則,但也有自己的缺陷。由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客觀水平所決定,革命勝利後中國將至少要經曆15年到20年時間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然後才能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由於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崬急於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在起草五四憲法時就把這一意志貫穿其中,使加快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意志和執政黨隨之推行的一係列政策、做法獲得了憲法依據和法律支持。就當時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看,很快制定屬於社會主義憲法範疇的五四憲法,實際上超越了社會發展的客觀階段[6]。同時,從文字字面上看五四憲法對國體性質的表述與《共同綱領》似乎只是細微的修改[7],但這一細微修改一方面使國家政權不再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成了中國***一黨執政的政權;另一方面事實上開始改變中共黨和其他民主黨派之間在革命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的多黨真誠合作關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以後,隨着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各民主黨派與愛國民主人士逐步被從政府係統中排除出去,中國***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遭到嚴重的損害。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從理論到實踐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還沒有完全清除和克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左」的政治對黨際關係產生的損害和影響。
  又如,文革期間在極「左」思潮指導下的修憲,直接毀壞國家民主憲政的體制。五四憲法確立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而在七五憲法裏卻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黨領導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直接規定了執政黨的權力和地位都高於人民代表大會。這不僅違反民主政治邏輯,也是背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憲政體制的,到八二憲法時對這點作了糾正。為了堅持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八二憲法序言中規定「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崬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八二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但「應當承認,由於很長時間以來,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工作都是在極不正常的狀態下進行的,特別是如何在社會主義民主憲政模式下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的理論研究幾乎是一個空白」[8],直至今天人民代表大會制的理論和實踐研究還很薄弱,因而黨內有一些人至今仍然習慣於把人大當做黨(在黨內民主不足的情況下,黨內少數領導幹部就成了「黨」)領導下的機關,用「黨的領導」名義操縱人大。
 此外,還有至今被許多憲法學者詬病的「政策性修憲」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處在快速而深刻的曆史性變遷過程中,作為對社會變革進步成果的反映、肯定和維護,憲法的修改是必然的。從維護憲法權威性的角度看,作為一國根本大法的憲法,必須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因此修憲必須慎之又慎。如果涉及到國家基本制度的重大變動、公民基本權利變更等重大問題等,則憲法作制度性的修改是完全必須的,例如2004年修憲寫進了國家依法保護公民個人合法的私有財產的制度性內容。但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憲法幾乎每隔5、6年就做一次修訂,政策性修憲的特點十分明顯。盡管政策性修憲有其積極作用,但其消極影響也不能不引起重視。早在10多年前我國著名的憲法學者蔡定劍先生就指出過:「過去我國的政治家和制憲者們把憲法僅僅作為實現黨的路線和政策目標的措施和手段看待,隨着路線和政策目標的實現或者改變,憲法也隨之一個個過時」[9]。這就會反過來引發更多更頻繁的修憲,使政策變動與憲法修改陷於相互的惡性循環中,而這一狀況至今還沒有較好的改觀。
  再看國家政治體制的四次變動。
  1949《共同綱領》被稱為「人民革命建國綱領」,它所闡明與構建的人民民主國家體制,既不同於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英美國家、又不同於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共同綱領》第12條對新中國的政體做了明確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由於當時還不具備全國普選的條件,《共同綱領》又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在普選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根據《共同綱領》產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政務院及政務院各部、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基本上是中國***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成員各占一半,很好地體現了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的性質。在實際運作中,*毛*澤*崬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和中共政治局委員的主要領導人都同其他民主黨派人士一樣,通過選舉進入國家政權體制——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及政務院,在國家體制內從事國務決策活動。
  根據1954年憲法構建的國家體制和機制,一方面建立起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另一方面很明顯地模仿前蘇聯,存在較大的缺陷。主要的有:一是人大不能充分履行職能。中央設人大常委會,但地方人大不設人大常委會,地方人民委員會實際作為政府行使行政職能,沒能合理劃分國家政權機關的決策權與行政權。二是沒能解決執政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國家體制內領導決策國家重大問題的路徑,執政黨內在黨的係統和在政府係統工作的高層領導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時,缺乏在國家體制內協調溝通的制度通道,由此黨的主要領導人以加強黨對政府領導的名義,將國家事務放在黨內決策,逐步使政黨取代國家,形成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執政體制和機制。由此,盡管1954年憲法搭起了社會主義憲政體制的框架,但是沒有能健全憲政民主的正常運作機制。這就導致了我國社會主義憲政體制逐步扭曲變形,執政黨在領導國家建設中的矛盾不斷積累而難以解決,最終只能以黨內危機、社會危機的形式爆發出來,這是發生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年文革一場內亂,所謂的大民主和群眾專政,實際上是反民主的「多數暴政」,人的尊嚴和權利被踐踏,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遭到嚴重的破壞。文革時期制訂的1975年非常憲法,規定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最高權力機關」,以憲法形式確立了執政黨權力高於人民權力。同時,全國人大基本停止活動;中央政府層面國務院勉強維持;在地方政府層面上,「三結合」(「被解放」的老幹部、軍代表、造反派)的革委會集決策、行政、司法三權為一體,是一個完全畸形的政權組織。
  計劃經濟下有缺陷的國家政治體制發展到文革期間的畸形政權組織形式,就完全背離了人民民主政治。當時我國實際的國家政治構架是執政黨高居於國家權力之上,把國家政權係統作為執行政黨意圖的工具,運用國家權力的強制性和對全社會的覆蓋性,把政黨意圖傳遞到社會中去。在這樣的體制下,權力自上而下地運行,人民把國家權力委托授予出去之後,就不再有控制和監督政治權力的制度通道和實際可能,而只能受政治權力的支配與控制。這不僅使人民當家作主難以充分實現,而且使執政黨自身也在異變,造成「執政黨國家化、黨的領導權力化、黨的組織行政化」的現象。盡管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期望通過深化政治體制改革逐步扭轉這「三化」,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根本消除這種現象。
  此外,依據現代民主政治的規則,政黨執政須在國家憲政框架內依據憲法施政,運作國家公共權力須是法治行為。然而,革命戰爭時期黨的領導最重要的就是制定和執行政策。執政後,在國家權力運作中我們延續了戰爭時期的觀念,忽視憲法法治對國家權力的規範要求,政府的行動依據不是法律而是政策,執行黨的政策就成為政府接受黨的領導的最重要體現。用政策取代法律,依靠政治權力的強制性實施政策意圖,實行政策治國,實際上是延續傳統的人治政治,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健康生長。而且由於法律虛無主義的思想影響,我們黨的領導人讚賞那種不要法制秩序的「大民主」,稱「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群眾創造的民主形式。這種的所謂民主實際上是帶民粹性質的無政府主義而不是現代的民主政治,破壞了國家正常的法制秩序。這些都扭曲了國家的政治權力結構和政治關係,對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帶來極大的傷害,黨為此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在權力運轉方面,我們事實上形成了國家生活中政治權力的二元結構和雙軌運行機制。執政黨權力高於國家權力,黨在國家體制外執政,把政府部門之間法制化的職權職能關係轉化為政治性的黨內下級服從上級的關係,政黨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權力邊界不清,政黨決策政府執行,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成了黨代替人民作主,最終是政黨控制國家、國家控制社會。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執政黨的權力既沒有邊界和限制,也難以受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使得執政黨的少數黨員幹部脫離群眾、官僚主義、特權享受乃至權錢勾結搞***。為此,深化政治改革,革除體制機制的重大缺陷勢所必然。但是,有的人把政治體制改革局限在行政改革層面,而有意無意的回避和淡化政治改革,表面看是要堅持黨的領導實際是為保住既得利益而抱住有缺陷的體制機制不放。
  改革開放一開始,*鄧*小*平同志就進行了深刻反思,並且於1980年8月18日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黨的十三大報告第一次將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正面提出來,報告指出:「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是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10]。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是脫胎於革命戰爭年代而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基本確立的,又是在大規模群眾運動和不斷強化指令性計劃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種體制,是過去曆史條件下的產物。現在形勢發展了,黨的事業前進了,必須對這種體制進行改革」[11]。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樣複雜的形勢下,*鄧*小*平同志還明確地說:「十三大政治報告是各國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征求了李先念、陳雲同志的意見,他們都讚成。」[12]
  1982年憲法確立了我國目前的民主憲政的體制框架。但在實際運轉當中還存在一些矛盾,還有一些問題還有待於我們去探索解決。比如,如何通過健全的制度設計和運轉,處理好黨和人大、黨和政府、黨和社會的關係等。六十年的曆史表明,如何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國家體制機制,六十年來執政黨一直處在艱難摸索過程中。這種摸索表明,革命的勝利只是改變了舊的社會制度,而如何建立一個現代的民主政治國家,這個建國的任務我們還沒有完成。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實踐中解放思想往前走,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取得了許多新的進展,比如,基層的民主選舉,群眾的民主參與、民主評議和民主監督、*胡*錦*濤和*溫*家*寶在網絡上與網民進行直接的意見交流等。這表明,一方面是中國社會在前進,人民的民主意識在增長,另一方面是執政黨真誠地推進民主政治,黨的領導人真誠地回應民意、順應潮流,努力推進國家民主建設。
 二、中國*共*產*黨摸索憲政體制為何如此艱難
  為什麼執政黨摸索健全國家民主政治的體制和機制如此艱難?原因非常複雜。從執政黨的角度反思,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我們思考:
  1、近代民主實踐的「姊妹革命」對中國*共*產*黨人民主觀的影響姊妹革命是指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對人類近現代的民主政治有重大的影響,它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和制度遺產,其中既有體現民主規律的文明成果,也反映出民主進程與民主實踐中暴露出來的缺點,對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影響非常深遠。近代民主實踐的兩大革命對我們今天有着深刻的影響,對如何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具有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
  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共同思想前提是天賦人權、人生而平等、主權在民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美國革命繼承的是英國革命的傳統,在贏得獨立戰爭勝利後制定美國憲法,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國家權力體制和聯邦制的國家結構,這套體制模式保持了美國社會200多年的穩定。法國革命是群眾性的大革命摧毀舊制度,但沒能真正建立起鞏固和穩定的民主共和制度,而是經曆了幾次帝制複辟和百年動蕩。
  美國革命貫穿着理性思考,法國革命充滿着***推動,由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美國革命強調個人自由,注重自由民主。美國人認為,用憲法來闡明公民的權利、限制國家權力、組織有限政府是完全必要的,一個強大有力的憲政國家對於現代社會的安全與繁榮是不可缺少的。而法國人更注重平等,他們爭取平等的熱情勝過於爭取自由。。「在經受了幾個世紀僵硬社會等級制度的不平等的折磨後,法國革命最需要的是平等。當美國人的熱情正受自由驅使時,法國人確認渴望成為一個國家的平等公民[13]」。
  (2)美國人認為社會是多樣多元的,不存在單獨的公共利益或公意,只存在不同公民與黨派的利益意志。麥迪遜強調了多元社會對於共和國存在的積極作用,他指出,在大型共和國內,人口差異及數量繁多的黨爭,有利於促進共同利益。「黨爭的存在並非反對政府:黨爭組成政府。不同的黨派衝突不僅為政府所容忍,相反,衝突即是政府」[14]。而法國人認為社會只由一個等級——人民組成。全社會只擁有一個單一的意志:「公意」。公意是盧梭思想的核心概念,盧梭的思想對法國大革命影響巨大。公意代表人民的「共同幸福」,個人利益都是自私自利,個人不能有自己的利益願望,而必須為共同幸福犧牲個人。盧梭說:「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這恰好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15]。
  (3)美國人的基點:承認社會衝突,把民主看做是和平管理衝突的機制。多樣化的社會必然具有利益的多元性,美國革命承認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維護自己利益,要實現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尊重別人的利益要求,以溝通和妥協來協調利益矛盾。以民主管理社會衝突,保障個人自由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限制公共權力對個人權利的侵犯,二是對各個利益群體加以規範制約,防止以多數名義侵犯少數人的權利。
  而法國人的基點是強調統一,不允許有分歧。他們強調人民團結的神聖性,「公意永遠是正確的」,凡與「公意」不同的觀點,都必定是反對革命反對人民的,少數人的不同意見不具有合法存在的地位。這就使某些人可以以公意的名義強制其他個人,甚至剝奪個人的生命、財產等,所以法國大革命中充斥着流血恐怖。
  (4)美國人具有包容性的政治思維,他們認為民主政治的決定性特征就是合法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別,憲政民主就要保證每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所以他們以紳士般的禮貌尊重政治對手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用體制性的分權制衡來協調衝突。美國社會的政治對手具有共同的底線:他們都承認衝突,都尋求制度化的手段來相互制約與競爭。
  而法國人則是排斥性的思維,用相互屠殺的辦法來解決分歧。社會被分裂成兩極化陣營:要麼是革命的朋友和愛國者,要麼是敵人和叛徒。雅各賓派和吉倫特派鬥爭到死也不願意承認反對派的合法性地位,因此,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回憶中充滿着肅清異端、恐怖鎮壓的記載。
  這兩大革命的鮮明差異與不同結局至少給我們留下了三點教訓與思考:
  (1)群眾性的大革命可以摧毀一個舊世界,但卻難以完成建設一個新制度的曆史任務。法國大革命中最鮮明的特色是群眾性大革命,馬克思主義作家在談到法國大革命時,也通常強調群眾運動、階級鬥爭、階級專政。但是,法國革命的教訓告訴我們,如果一個新制度不能有效建立和運轉的話,那麼群眾性大革命之後就將是社會的不斷動蕩,遲遲難以恢複社會正常運行。而美國人在獨立戰爭勝利之後,致力於集中人類的智慧來建設一個新的憲政民主體制和機制,使美國得以保持了200多年的社會大致穩定。
  (2)如果沒有制度的控制和保障,哪怕是再好的原則、口號都難以真正實現。近代美國革命的「獨立宣言」和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都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思想。美國人在制定聯邦憲法之後,再用1791年的《權利法案》來巨細無遺地說明憲法內容,把人權的實現建立在法律制度的保障基礎上。國外學者在分析美國革命時指出,美國革命者在革命時期是無私無畏的鬥士,在制憲時期則是保守審慎的立法者。法國學者托克維爾曾經說過,在美國建國史上,戰士之後便是立法者。戰士志在破壞,立法者專於建設,兩者都有功勞。
  而法國的人權宣言盡管是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一項成就,是有效改造舊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結構的基礎,但是法國人只是把人權宣言當作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並沒有致力於就此建設一個新的制度。因此,一方面有了人權宣言,但另一方面法國大革命中血流成河、紅色恐怖。尤其是在1792年到1794年之間,雅各賓政府任意逮捕和處決了成千上萬的人,迫害人們的宗教信仰,沒收人們的財產,所有這一切是以維護公共安全和社會集體利益為名義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社會恐怖表明,為了能夠落實普遍的人權,必須要有有效的民主法治制度做保障。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給我們以這樣的教訓,所以改革開放一開始,*鄧*小*平同志就強調民主法制建設。
  (3)是否建立有效的分權制衡體制和機制,對擺脫專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法國的群眾大革命可以處死國王,但並沒有摧毀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只是從原來的國王手裏原封不動地轉移到了當時的革命領袖手裏,造成新的絕對權力。漢密爾頓曾經談到:古代那些實行直接民主的共和國經常徘徊於極端專制和極端無政府狀態之間。而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的極權民主就是在權力體係內缺乏有效的權力分割的結果。法國大革命中,人們把立法權抬到很高的程度,但是國民議會的決策效率卻很低,於是革命黨用自己的最高行政機構公安委員會來代替國民議會,頒布各項特殊的規定和法令,造成革命的恐怖。在雅各賓政權崩潰後,取代雅各賓政權的人走向另一個極端,希望建立強大的行政權力,結果革命的共和制機構失去了所有的信譽,最終是拿破侖掌權複辟帝制。
  而美國憲法體制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三權分立。三權分立只是一種政治模式,這個模式體現的是分權制衡原理。這一點保證了權力的相互制約和監督,從而促進了民主政治的進步。可以不搞三權分立,但不能不接受分權制衡的原理,我們要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特點的分權制衡政治體制模式。
  經過18、19世紀的民主實踐,到今天「民主」不再是含義單一的詞語,而是複合性詞語:民主包括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的價值指向)共和、憲政、法治(民主的實現機制),這些成為民主政治內在的基本原則和基本理念。
  這兩大革命對馬克思主義者的民主觀具有直接的影響。法國大革命中階級分野的特征非常明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產生過程中吸收了法國曆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中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從民主的階級性角度看待法國大革命。正是從階級性出發看民主,馬克思後來高度讚揚繼承法國大革命傳統的巴黎公社。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影響着後來的*共*產*黨人,列寧被人們稱之為「莫斯科的羅伯斯比爾」,列寧說:「一個真正的社會民主黨」,「必須是一個雅各賓派」[16]。列寧指出,「如果沒有雅各賓派的高壓政治,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概念就會毫無意義」[17]。
  中國***以十月革命為榜樣,直接繼承了列寧的思想,高度強調民主的階級性。中國*共*產*黨人對民主的理解主要是:(1)以人民大革命為方式,以追求平等為直接目標。(2)強調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聖性,忽視個人利益客觀存在的具體差異;(3)簡單而絕對地理解「多數人的統治」的含義,忽視保障少數人的權利。(4)強調統一和團結,以排斥性思維對待分歧,用鬥爭解決分歧。(5)把自由民主看做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把包容看做是妥協,把妥協看作是背叛。
  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我們強調的是人民當家作主,人民被賦予很鮮明的階級色彩。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從黨領導人民到黨代表人民利益再變成黨代替人民作主,其理論假設就是人民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同時又強調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和神聖性,否定和排斥個人利益差異的客觀存在,於是把農民群眾發展生產增加個人收入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自發傾向加以限制和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以追求平等為直接目標,把民主停留在「多數人的統治」原始理解上,不是以法制來保障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通過平等討論來形成共識,而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指導下強調團結與統一,以排斥性思維對待分歧,用鬥爭來解決分歧,走到極端就發展到文革中以群眾專政的名義,隨便批鬥人甚至剝奪人的生命。
  正由於沒有從保障人的權利和自由的角度看待民主,對對民主政治理解比較原始比較片面,因而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長期忽略了美國革命留下的很有價值的思想:民主是和平管理衝突、協調處理社會利益矛盾的機制,民主政治正是人類政治生活從野蠻狀態走向文明狀態的一種進步。相反,卻把民主的階級性和民主政治客觀規律所要求的運轉機制混為一談,於是簡單地把美國的憲政民主機制否定為資產階級的舊式民主,因而對如何建立真正保障與實現人民民主權利、促進人的自由發展的民主政治運轉機制考慮不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只是理念、口號、原則,而在實際生活中未能得到很好體現。
  2、對政黨執政的認識偏差直接制約着憲政體制的健全
  中國*共*產*黨執政六十年摸索民主政治體制機制之所以艱難,原因還在於我們對政黨政治的基本關係和基本規律研究不夠。
  由政黨來控制國家公共權力,主導國家發展,是當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基本現象。政黨是推進民主政治的工具,民主政治的框架結構由公民、政黨、國家權力三個基本要素組成。政黨就其政治本質而言,是階級和利益群體用以獲取自己利益的工具;就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看,政黨是階級和利益群體進行政治參與的組織機構。中國著名的政黨政治研究學者王長江指出:一方面,公民通過政黨作用於公共權力,政黨是溝通民眾與國家權力之間聯係的橋梁(中介);另一方面,政黨代表民眾控制國家權力,是民眾控制國家權力之手的延伸[18]。執掌國家權力的政黨稱之為執政黨。
  就此,我們可以說,社會、政黨和國家之間的三者關係是:國家權力來自於人民,社會決定國家,國家權力按人民意志活動,國家權力運行是為了保證和增進人民的利益。任何一個政黨要上台執政,必須以代表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來取得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和擁護。執政黨是代表人民的意志對國家權力的構成和運作施加影響。「執政黨處於政治參與和政治管理、政治管理與政治統治的交叉點上,從而便成為這些過程相互轉化的關鍵性條件。」[19]政黨執政是在社會——政黨——國家三者之間的聯係和互動中展開的。憲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凝聚和體現,執政黨依法執政,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由此,黨的十六大指出: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從建設一個政治共同體角度看,民主政治首先表現為一種國家形態,以現代國家制度為保障。馬克思指出:「民主制是作為類概念的國家制度。」[20]發展民主政治,其根本要求就是將人民當家作主這一政治原則變成國家的基本制度,使人民的民主權利在實際生活中得以充分實現和保障。
  中國***上台執政和西方國家的曆史途徑不一樣,這就使中國***人對民主執政的理解帶有必然的缺陷。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曆程,已經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現代國家制度,這些國家的執政黨是在既定的國家民主體制內運作國家權力,受到既有的國家民主體制機制的約束。而中國***是先領導革命推翻舊的國家專制制度,而後領導建設新的國家政權並成為執政黨的。新舊中國的區別,不僅僅在於國家階級性質不一樣,而且在於舊中國是傳統專制的國家,新中國是進入現代民主政治範疇的國家,馬克思在比較君主制與民主制時特別指出:「在君主制中,整體,即人民,從屬於他們存在的一種方式,即他們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一個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民主制獨有的特點,就是國家制度無論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環節,政治制度本身在這裏不能組成國家。」[21]根據馬克思的國家理論,作為「人民存在的環節」的新型的國家制度,要以憲法形式闡明人民的民主權利,並以憲法為依據制定和實施一係列法律制度來保障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也就是說國家性質的體現和維護,需要在憲法基礎上的一係列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設。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後,還需要有一個艱巨的國家建設過程,以將人民民主充分體現在實際的國家政治生活中。但是,由於我們對國家政治體制機制的研究幾乎是一個空白,理論上非常薄弱,實踐中能夠參照的就是蘇聯,而且將它認作就是新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因此,人民民主的國家性質在不完善的國家體制運轉中就可能因名不副實而產生形式化傾向。*鄧*小*平同志指出,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曆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22]。
  正因為我們對現代國家民主政治體制機制的研究很少,因此我們長期以來把領導與執政混為一談。政黨領導和政黨執政是不同範疇的概念,「領導」是指政黨對社會的影響與引導,政黨通過自身的政治感染力和號召力來動員、組織社會力量與政黨一起團結奮鬥,實現政黨的目標。而執政是指政黨通過民主競爭選舉的法定途徑,受社會委托進入國家係統運作國家權力,以更好地代表、實現和保障社會利益。「領導」要求政黨通過各種非權力強制的方式始終與社會保持最密切的聯係,盡可能最大限度地贏得社會的信任、認同和支持。「執政」則要求政黨在掌控國家權力後,必須在憲法和法治範圍依法運作國家權力,使國家各職能部門能充分履行自身職責,為社會提供必須而充分的公共產品。總而言之,從學理角度看,黨的「領導」是屬於政治範疇的概念,黨「執政」則屬於國家法治範疇的概念。
  由於對現代民主政治認識的不足,由於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厚影響,我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沒有能正確區分執政與領導的不同,造成領導與執政的錯位與混淆。於是,一方面在國家政權係統運轉中,我們以「領導」概念來代替「執政」,忽視國家政治係統中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不同職能和實現有序運轉的各自要求,把國家政權係統作為執行黨的政治指令的工具。在加強黨的領導名義下,政府的一切權力都集中在黨的手裏,黨對政府的具體事務實行全面「領導」(實際上是全面控制),甚至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由黨組織直接代行國家職能。另一方面,在社會領域中,不僅是社會的一切資源掌握在政府手裏,政府對社會實行全面控制,而且我們又將「執政掌權」看做是體現黨的領導,黨組織實際掌握各類社會組織的權力資源,全面運用權力意志來指揮甚至命令群眾。這樣的執政方式與領導方式,使黨在民主的政治結構中偏離了政黨本原的位置,高居於國家和社會之上,對國家和社會形成了最根本最內在的控制關係,造成強執政黨、弱國家、弱社會的狀況,進而扭曲政黨功能,產生黨與社會關係的緊張,造成國家生活中人民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實際缺位。
  由此,新中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國家建設進程表明,我們至今還處在建設與完善現代國家制度的過程之中,領導探索建設中國的現代民主政治體制機制仍然是擺在執政黨面前的一個重大曆史任務。
  3、黨內民主不充分對堅持憲政民主的影響
  革命勝利後建立的新中國,立即面臨着繁重的鞏固政權、恢複經濟、領導建設的任務。但不成熟的國家制度和新生國家政權的能力弱小,就使政府的能力和能量與其所要承擔的繁重任務遠不相適應。而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吸取資源能力和組織實施能力,並且確立起很高的政治權威,於是以黨組織的力量來幫助、支持乃至直接實施政府工作,在當時具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就使國家體制的正常作用逐漸被黨組織的作用所取代,黨內高層領導逐漸分為主持黨的係統工作與主持政府係統工作的兩個部分。
  在執政黨領導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黨內這兩個部分的高層領導在如何把握中國國情,確定工作思路中,逐漸產生了分歧。但是,由於黨內沒有平等、寬鬆、平和的交換思想、溝通認識的黨內民主氛圍,也缺乏正確解決矛盾分歧的黨內民主機制,再加上長期階級鬥爭排斥對立的慣性思維和個人崇拜思想的抬頭,黨內很容易把不同認識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去看待和處理,用政治鬥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黨內最高領導人的意見為定論。而這種認識分歧又主要是黨內主持政府係統工作與主持黨的係統工作的領導同志之間的分歧,黨的主要領導把不同認識當作是政府脫離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多次強調加強黨對政府的領導,並在黨內分工,把政府的各個部門工作直接歸為黨中央領導同志分管。於是,黨內每一次出現的認識分歧都用政治鬥爭的方式來解決,而每次政治鬥爭的結果都是把政府的權力收到黨裏來,進行黨內高層領導之間權力的再分配和權力關係的再調整。最終形成了黨的領導變成了個人領導,黨內民主的不足直接導致黨難以形成符合民主政治規律和原理的執政體制與機制,從而影響到國家民主政治的健康生長。
  比如,1953年中央政府頒布執行新稅制引起黨內的分歧,1953年1月15日*毛*澤*崬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寫信,措辭甚為嚴厲。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人民政府係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指出:「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的討論決定和批準。今後政務院各委和不屬於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門一切主要和重要的工作均應分別向中央直接請示報告」[23]。
  再比如,在黨內對大躍進產生意見分歧時,毛*澤*東*在1958年南寧會議上批評國務院和經濟工作部門搞分散主義,中央決定黨內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領導小組,具體領導政府相關職能機構。*毛*澤*崬對這些小組的職權作出規定:「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24]」
  此後,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黨內在分析總結三年國內嚴重經濟困難的原因教訓時,事實上存在不同認識分歧,*毛*澤*崬在會議上說:「工、農、商、學、兵、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25]
  由此,黨內權力之爭與政見之爭交纏一起,以黨的領導名義實行領袖個人對全黨的控制,進而形成了計劃經濟條件下黨國一體(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體制和機制。*鄧*小*平同志在回顧總結黨的經驗教訓時曾經明確指出:「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26]說到底,高度集權的實質是個人集權。
  這樣的一個集權過程既損害黨內民主,也直接妨礙形成健全的國家憲政民主體制機制,從這個角度說,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直接相關的。中國的問題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對憲政怎麼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影響中國民主政治將如何發展,因此領導中國推進憲政民主政治的責任在黨、關鍵在黨、症結可能也是在黨。
  三、推進憲政民主與執政黨的曆史轉型
  推進民主政治是中國***的真誠願望,也是中國***的一貫目標。改革開放後,中國***在十二大、十三大、十五大、十六大、***報告中都對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做了明確的闡述。但是,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方面中國***都有很多難點問題需要探索。其「難」集中起來是三點:一是意識形態的困境;二是既得利益綁架執政黨;三是擔心改革「翻船」。從各國的經驗教訓看,推進民主政治改革的過程,執政領導力量往往面對着矛盾錯綜交纏、體制本身最為脆弱、風險與陷阱都難以預測的複雜情況。能否實現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治模式轉向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驚險的一跳」,考驗着執政黨的胸懷、膽略、智慧和眼光。要做到破解三難,實現民主政治「軟着陸」,就要求中國*共*產*黨順應政治文明進步潮流,轉變思維方式、擴展思想空間、具有世界眼光,廣泛吸取世界各國的有益經驗,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完善現代國家制度建設。就此,我們可以學習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從專制政治和平過渡到民主政治的經驗與做法,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尋找和平推進民主政治的路徑。
  試以西班牙為例。
  1975年11月原西班牙獨裁統治者佛朗哥去世,10個月後中國的*毛*澤*崬去世。這30多年間,兩國都發生了深刻的曆史性變化。西班牙在30年時間裏迅速完成了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過渡,並且成功地保持了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與繁榮。這30多年間,中國經濟從原來瀕於崩潰的邊緣到近乎跨越式的發展,國力有了明顯的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成為目前世界上第三大經濟實體。但是,隨着經濟的快速變化,中國社會的分化與矛盾日益明顯且呈現逐步激烈的態勢,這嚴重威脅到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要化解這些矛盾與問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必須要進行一係列的改革和制度創新,其中最重要的是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西班牙成功實現民主政治轉型可以給中國*共*產*黨人以有益的啟示。
  1、推進憲政改革需要執政力量自覺順應民意,這不僅可以增加和平推進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而且也有機會為自己贏得新的政治發展空間。
  西班牙在20世紀經曆了長達36年的佛朗哥的獨裁統治。「在佛朗哥的最後歲月,所有的人都看到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嚴重滯後,已經到了徹底轉折的關鍵轉折點。可是只要佛朗哥還在,就是轉不過去。[27]」佛朗哥去世後的一年,新國王胡安.卡洛斯在首相阿爾多夫.蘇亞雷斯的幫助下,為確定後佛朗哥時代的政治體制,舉行了關於政治改革法的全民公投。78%的西班牙公民參加了公投,其中94.2%的人讚同政治改革法[28],這一事實使西班牙所有新老政治人物都認識到,實行民主政治已經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於是原佛朗哥政權的一些開明人士悄然鬆動原來緊鎖的專制制度,並且自己也努力跨進民主政治的大門,紛紛組黨尋找未來可能的新的政治空間。這說明,當舊有體制內的政治力量不是抗拒曆史潮流而是順應大勢,這就不僅為和平推進民主進程減少了極大的阻力,而他們自己也將在民主政治中獲得新的生存發展空間。這是西班牙從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平穩漸進地過渡而沒有引起社會制度的斷裂與對抗,並成功地保持了社會穩定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中國***從一誕生起就在為實現人民民主而奮鬥,由此獲得了黨在1949年執政的強大社會支持。改革開放後,面對要求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社會呼聲時,黨內有的人一方面把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對立起來,對憲政一詞過分敏感,以為一提憲政建設就是要否定黨的執政領導地位;另一方面受中國傳統文化中「打江山坐江山」觀念的影響很深,一談堅持中國***的執政地位,就反複強調黨是28年武裝革命打出來的,執政是曆史的必然。但實際上***已經執政60年,當年浴血奮戰的*共*產*黨人幾乎都已離開人世,今天的幹部如果僅僅靠革命先烈的鮮血蔭護自己,很難提高社會的的認同度。事實上,目前黨內***的快速蔓延、社會貧富的快速分化,引發社會公眾的普遍不滿,嚴重地損耗着執政黨的政治權威和政府公信力。執政黨內的一些領導也看到了社會不滿,於是經常以「政權興衰周期率」來告誡黨員幹部。其實「政權興衰周期率」是農業文明社會政權的規律,用這點來告誡黨員幹部,正反映了傳統的政治文化對執政黨的深厚影響。
  首先,「政權興衰周期率」這一命題本身隱含着「權力為掌控者所有」而非權力為社會民眾所有,是與「主權在民」理念相悖的。由「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邏輯所決定,國家權力屬於人民則是根本。憲政制度規定並保障公民定期選舉產生政府,由政府行使國家權力為社會公眾利益服務,由民眾行使民主權利監督政府,就此國家權力與社會民眾的權利之間形成一種力量的大致平衡,從而使權力不敢恣意妄為、社會運轉正常有序。因此,現代民主政治中政府更迭、執政力量改變並不等同於傳統的「政權興衰」,這就無所謂「政權興衰周期率」。其次,傳統農業社會中每一輪「政權」的興衰都因人而易、由人而定,每一輪的「政權興衰」都因大規模的社會動蕩乃至崩潰造成生靈塗炭,使社會民眾蒙受極大的災難。而現代民主政治越健全,政府更迭與執政力量進退則越不會引發社會的動蕩與崩潰,社會大眾「安居樂業」不隨政府人員、執政力量進退而改變,而由憲政制度所保障。
  「憲政什麼是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9]。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之一是「主權在民」,民主授權的基本形式就是普選。構建國家民主憲政體制最為基本的是兩點:真正的普選和分權制衡。沒有普選的分權是假分權,不可能有真的制衡;沒有分權的選舉,只是權力中心的轉移,誰有權誰就可能用權搶利益。分權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執政黨與國家分權,二是國家與社會分權,三是中央與地方分權。真正的普選是兩個方面:黨內競爭性選舉;二是國家民主普選。正因為長期沒有實行真正的普選與分權制衡,執政黨內一些人發生了變異,他們嘴裏講權力是人民的,內心想「權力是我的」。因此,以現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來思考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問題,就要順應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潮流,着力於憲政改革,以憲政體制的健全和有效運轉來保障民主政治的有序推進,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建立在現代民主政治的法理型權威基礎之上。
  借鑒西班牙的經驗,中國*共*產*黨首先需要擯棄那種對立排斥、自我封閉的意識,在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績,從而增加了黨執政合法性資源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主動積極深化政治改革,通過健全民主憲政體制機制來規範與調整執政黨與政府、執政黨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並在這一過程中尋找新的政治發展空間,這不僅可以獲得更多的政治回旋余地,也必將極大地增強自己的領導主動權。
  2、改善民生促進公平有助於為推進憲政改革提供寬鬆平和的社會環境從1950年代起,西班牙進入了一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時期,1964年到1973年的十年間,西班牙經濟年增長7.3%,人均產值從1960年的不到300美元到1977年的人均3260美元[30]。經濟的快速增長一方面使西班牙人的生活發生了很大改觀,有利於加強佛朗哥的威權統治,另一方面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的問題日益突出。貧富懸殊所帶來的社會矛盾壓力,容易激起廣泛而激烈的社會性抗議活動。佛朗哥去世的1975年,西班牙全年發生罷工事件3156起,而到1976年全年罷工達17731起[31]。這迫使政府正面回應平衡社會利益的問題。
  要緩解社會矛盾,協調社會利益至關重要。還在佛朗哥統治的後期時,政府便着手調整社會政策,建立社會保障體係。社會保障體係的建立,使西班牙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權益獲得了制度性的保障,極大地緩解了西班牙絕大多數普通民眾的生存壓力。西班牙學者專門指出:「用社會保障換取社會和諧,建立起一種利益平衡,以達到社會和平,這使西班牙民主政治改革獲得了更大的穩定性。[32]」同時,西班牙政府逐步開放新聞言論的自由度,並推動建立社會對話機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勞資談判協商機制。在民主政治改革推進以後,西班牙又在勞資協商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成政府、企業、工會三方的對話體制。由於有效實行了提升公平正義的社會政策,由於建立了政府、企業、社會三方對話機制並使之良好運轉,這就極大地減少了社會不滿情緒的爆發性宣泄和出現大範圍社會衝突的可能性,西班牙社會民眾默認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協商結果與漸進性和平改革,從而為民主進程贏得了比較寬鬆的社會條件。
 這表明,民主進程中社會大眾的情緒是至關重要的。要為民主政治和平進程建立安全底線,需要把調整民生政策與創新民主機制結合起來。首先,執政黨要將民生問題、經濟問題從政治中分離,通過調整民生政策、建立社會保障體係,扶持社會弱勢群體,平衡社會利益,防止因民生問題而激起民變轉化為政治問題。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報告中突出強調了民生問題,並在近年來大力調整民生政策,着手建立惠及全部城鄉人口的社會保障體係,對緩解民生困難、化解民怨無疑起到了明顯作用。其次,政策調整的作用、範圍畢竟有限,從根本上說為推進民主政治創造平和寬鬆的社會環境,更需要制度的公平與正義,政策調整要與創新民主制度結合起來,並由民主法治來保障政策效應。因此,執政黨和政府要積極培育公民社會,提高社會的自組織能力與水平,使執政黨、政府能夠建立起與社會溝通對話的合作夥伴關係,從而防止社會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被煽動起「民粹主義」情緒,而出現社會與執政黨、政府的對峙乃至對抗的局面。
  值得警惕的是,由於近年來各地群體性事件與信訪數量的激增,使得一些執政黨黨員幹部不自覺地回複到階級鬥爭思維和硬性強化政治控制的思維,越來越倚賴專政強力來維持「穩定」,法治或者基本被擱置或者成為服從政治需要的工具。目前在有的地方已經顯現出政權反應與社會情緒都趨於極端化,社會的暴力化趨勢正在惡性升級。西班牙的經驗表明,如果執政黨高度重視以推進民主來化解矛盾,一方面保障社會民眾的基本權益,另一方面不是壓制社會不滿,而是建立有序宣泄和有效疏導社會情緒的制度性管道,那麼執政黨在民主政治進程中強化自己的政治主導地位是可以被社會民眾接受的。「產生社會不滿的不一定是政府的結構,而是治理的類型。對政治制度進行重大改變不會立即引起公眾的憤慨,但運用權力來鎮壓政治活動卻是很少能得到寬容的。」[33]
  3、推進憲政改革需要各方在基本問題上達成共識在事關西班牙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並以制度創新來保障改革和平推進,是西班牙和平實現民主轉型的關鍵。
  一是民主政治是不可違抗的時代大趨勢,發展民主政治符合全體西班牙人的根本利益。
  西班牙地處歐洲西南部,與西班牙相鄰的國家全都實行了民主政體,這對西班牙無疑具有很大的影響。決定是否啟動民主改革進程,原國家體制內的政治力量往往舉足輕重。佛朗哥在晚年時期做了一些重大決定,默許了從政治限制到有限自由開放的轉變,西班牙1966年實行了《新聞法》,1974年12月通過了帶有極為嚴格限制條件的《結社法》[34]。盡管這只是很有限的政治轉變,但卻「為西班牙此後的政治改革準備了重要的觀念上的條件」[35]。佛朗哥去世後,新國王胡安.卡洛斯十分明白,在民主政治中現代歐洲君主制是虛位君主,他只是民族國家的一個象征;新首相蘇亞雷茲最明白不改革西班牙就沒有出路,就不可能全面達到歐洲先進國家的水平。他們十分明智而謹慎地啟動民主政治的進程,並相當藝術地解決了民主改革中的一係列複雜難題。這表明,如果沒有體制內改革力量的主導與全力推動,要和平完成民主進程則是相當困難的。
  無論是人類政治生活的文明趨勢,還是中國社會的普遍民意,民主是人心所向。1980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並明確地指出:「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上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實質是專制主義)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係列切實的改革,否則國家和人民還要遭受損失」[36]。黨的第十三次、十五次、十六次、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都把民主政治建設作為一個專門問題進行論述,這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推進民主政治的積極態度。但問題在於,是否有魄力有能力敢於推進實質性的改革。
  二是對憲政改革的基本路徑——和平漸進改革達成一致,並以制度創新去實施和平漸進改革。
  佛朗哥去世後的初期,西班牙政府表現出對佛朗哥主義的繼承和持續,而在野反對派則試圖促進「民主突變」,他們組織了廣泛的示威和罷工,這就使政治上兩極對立的情緒在佛朗哥政權體制內和社會民眾中都蔓延開來,進一步加劇了政府與社會的對抗。於是,「盡管幾乎所有西班牙人都希望和平的漸進改革,但是又有高達80%的人相信,舊執政者的傲慢和固執,使得任何改革都變得不可能」[37],再加上西班牙國內的巴斯克民族分裂情緒和武裝恐怖活動,這一切都使民主政治的和平轉型顯得格外艱難。然而,西班牙人成功了。
  達成和平漸進的改革,首先需要制度創新,以容納社會中存在的不同政治力量,並通過制度達成並保持政府與社會對話、溝通與合作的暢通渠道,以擴展民主政治的和平空間。從西班牙的經驗看,當政治改革快步推進的時刻,「幾乎是規律,這也是最危險的時刻。由於長久對異議的壓制,現在只要出現鬆動的出口,就怕會引出井噴一樣的反應。體制外沒有合法的政黨,也就沒有體制內外對話的溝通渠道。最怕的是內外激進派的相互刺激,形成惡性循環。最佳的途徑當然是內外溫和派的合作。可是,這樣的合作如果沒有制度性渠道,就全靠雙方的悟性,靠雙方在幾近不交流的狀態下配合,這是何等困難而危險的事情。」[38]新國王胡安.卡洛斯與蘇亞雷茲首相一起推進改革,一方面竭力擴大體制的包容性,「把政治反對派們帶入舊體制的框架內,一起來展開民主改革的運作」[39];另一方面通過努力促使原佛朗哥體制中保守的軍人勢力逐步接受政治上反對黨派合法存在的權利,從而為政府與政治上反對黨派的對話、溝通打開大門,為和平實現民主政治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社會逐步形成並快速生長,這一方面表現為網絡上的社會公眾輿論對政府的影響力日益強大;另一方面表現為各類新社會組織大量湧現。公民社會生長起來後,執政黨、政府與社會的互動關係走向,取決於雙方如何給自己與給對方定位。其中執政黨與政府的態度對關係走向起着主導作用。如果執政黨延續計劃體制下的管制型思維,把公民社會看成是潛在的政治反對派和威脅力量的話,則可能以各種方式限制公民社會的生長發育;而一些社會力量則也可能作出相應的激進反應,這就會導致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對峙乃至對抗的惡性互動。因而,執政黨和政府如何對待公民社會,實際上是能否和平推進民主政治的重要條件之一。
  借鑒西班牙的經驗,執政黨和政府需要以開放的心胸、平等對話姿態、並以制度改革和創新來與社會達成良好的交流溝通,把社會各方的利益訴求和不同政見力量都納入體制內進行協調整合。「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制度還必須具有將現代化造就的社會勢力吸收進該體制中來的能力」,「實際上,吸收新的團體進入政治體制,意味着該政治體制權力的擴大。」[40]
  達成和平漸進改革,需要執政黨與社會各種政治力量都放棄極端化的意識形態及其支配下的極端做法,提倡政治溝通與協商。西班牙有個著名的殉難穀,在那裏安葬着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西班牙內戰中犧牲的雙方烈士。在推進西班牙民主政治中,國王與政府宣布反對黨合法存在,並積極吸納他們進入民主政治的和平對話;同時西班牙政府的主要政治反對派——西班牙社會黨和西班牙*共*產*黨——都期望不再重演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內戰的流血悲劇,他們都在尊重原體制和政權框架下尋求民主的突破——達成自由選舉的國會、推動制定新憲法,實行民主憲政體制。
  無論是西班牙還是其他一些國家的政治改革實踐都表明,要達成和平漸進改革,就需要各方都改變把民主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相互攻訐性思維,而是理性地根據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着力探索推進憲政建設的技術操作性問題,並且有賴於各種政治力量的共同努力和真誠合作。這尤其需要執政領導力量以高度的自信,理性認識和把握社會矛盾與衝突,以平和心看待部分社會公眾表達的不同政治見解和過激利益言行要求,避免因極端思維和極端做法而造成對抗緊張局勢乃至發生社會動蕩而使和平進程夭折。
  4、推進憲政改革必須確認民主政治基本價值與民主政治規律要求的客觀性與普遍性從工具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一種和平管理政治衝突、推進社會進步的政治運轉機制,因此民主需要法制;從價值理性的角度看,民主政治則是以保障和實現人的權利與自由為終極價值體現,因此民主需要法治。西班牙各方政治力量都承認民主價值的普遍性,並在此基礎上達成對和平實現民主政治轉型基本做法的共同認識和共同遵守:政府內部改革力量策略地促使保守勢力逐步接受政治上反對黨派合法存在的權利;舉行關於政治改革法的全民公投,以明確社會民意對政治改革的支持;舉行大選以組成民主政治基礎上的合法政府;各派政治力量聚合一起制定新的憲法,以憲法確認社會公眾民主權利並以憲法實施來實現社會公眾民主權利;各派政治力量都承認憲法在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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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开文简介:男,1962年出生。中文本科学历,中学一级教师;中国周易研究会会员。目前专职从事个别化教学研究和预测学研究。 电话:13401857779 qq号:1142194667 地址:洪泽县益寿中路27号 老蒋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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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 回复: 蔡霞:推進憲政民主關鍵在黨 症結也在黨   周五 六月 21, 2013 12:26 pm

生活中的最高世俗權威地位,在憲法範圍內開展政治競爭,表達政治訴求和進行政治協商等。
  確認民主政治基本價值與民主政治規律要求的客觀性普遍性,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各方都要以整個民族的根本利益為重,以和平推進民主政治為大局,在需要放棄時舍得並且敢於放棄自身的某些利益要求。沒有這點就很難達成理性一致,這對於處於執政地位的主導政治力量來說尤為重要,並且是對執政集團政治胸懷的檢驗和考驗。
  還有一點特別值得引起我們思考:西班牙能夠和平實現政治的民主轉型離不開國王胡安.卡洛斯的特殊影響力和特殊作用,而我國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現實社會結構都決定了我們沒有這樣的結構性人物。
  從民主政治發展過程看,經過300多年的時間,事實上在歐洲大陸和拉美大陸上發展出具有不同宗教文化傳統背景的民主理念及其模式:新教倫理文化的自由主義民主及天主教倫理文化的承認服從權威與以集體權力制約權威相輔相成的民主。西班牙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天主教文化國家。天主教認為,政治可以是權威主義(authortarian)的,需要有權威來領導,但從來不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的。在天主教文化中,政治共同體不是一種嚴格的壓制性制度,而是一種變通性的制度安排,它要求的服從能夠帶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完善。[41]天主教民主觀中對國王權威的理解,使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JuanCarlosI)以一種良好的天主教風格使他的象征性統治與民主結構既相輔相成又有所交迭,共同構成西班牙的民主憲政體制。這一體制結構中包含國王、政黨、選舉、議會、公共輿論和歐洲式的民主制度[42],這就使國王獲得超越社會政治紛爭的權威力量來協調矛盾。在西班牙民主進程中,曾經出現過西班牙軍人不滿民主政治的短暫軍事政變插曲,結果國王胡安.卡洛斯15分鍾的講話就化解了危機。
  但中國有這樣的超越世俗社會政治歧見的結構性人物嗎?當我們在憲政改革進程中出現了這樣的危機時刻,我們有類似的力量來進行協調嗎?中國沒有。中國沒有宗教、沒有國王。正因為如此,確認民主政治的普遍性價值,就推進民主政治中的重大問題達成基本共識,對於中國和平實現憲政改革就具有極端的重要性。民主政治的實踐表明,「在有些國家中,分歧大於共識時,不僅無法建立起憲政體制,而且憲法本身亦無法正常地發揮作用。……法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自1789年至今,法國已經曆了14個政權,有些政權十分短命」。「在法國,大多數人缺乏的不僅是一個穩定的政府,更缺乏的是對憲法的共識」[43]。
  民主政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20世紀以來,走向民主政治是人類社會政治進步不可改變的曆史大趨勢。無庸置疑民主政治價值、民主政治規律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然民主政治的具體模式卻因各國國情而可以有自己的特點。目前黨內有的人出於保護和維持某些既得利益的需要,就以民主模式不具普世性來否定民主趨勢和民主價值的普世性,並且反過來要把自己已經僵化過時的理念強加於社會民眾,打着政治旗號推出貌似「神聖」、「正確」的一些僵化觀點來為中國的民主政治設置底線。然而,中國社會民眾對這樣的僵化教條在心理上早已十分反感,這就非但難以在政治底線問題上達成一致認識,反而使執政力量與社會民眾在心理上的相互容忍程度日趨降低,社會政治信任危機日甚,和平推進民主憲政改革所需要的共同心理基礎相當脆弱。正因為如此,把形成共識作為和平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的基礎性條件,以和平實現憲政改革,防止2009年新疆烏魯木齊事件在全國重演為安全底線,就顯得尤為緊迫、尤為重要。
  總之,西班牙和平實現民主政治轉型啟示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需要執政黨放開眼界、拓展思想空間,以博大的政治胸懷和對曆史、對人民高度負責的責任感來進一步推進全黨、尤其是高層的思想解放,主動積極地領導全黨走出戰爭年代形成的你死我活、極端排斥對立性思維;走出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管制社會型思維,真正形成體現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基本規律要求的現代政治思維,不再以極端的意識形態觀念和政治壓力式的簡單強制方式去處理社會矛盾和不同意見,而采用對話、交流、溝通、包容、妥協的理念來解決問題,並且以制度化來保障人們不同的利益表達和意見訴求,以制度化、法治化來進行利益協調,以緩解社會矛盾,創造寬鬆的推進民主政治的社會環境。同時,執政黨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探索自身建設的曆史轉型,使執政黨的思想觀念、組織形態、運轉機制等都更加適應中國社會民主政治不斷發展進步的需要,以使自己更好地站在推進民主政治發展的前沿,更好地把握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主動權。
  四、推進憲政改革是黨在新世紀的曆史重任
  從中國文明轉型的角度看,推進憲政民主實際上是20世紀一百年來中國人始終沒有完成的曆史任務。我們民族一百年所有的成就、進步、曲折與坎坷,無不與此息息相關,但這又是中華民族實現現代化必須過的一道坎,執政黨無法回避這一曆史重任。*鄧*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新中國建立以來的坎坷經曆後,從改革一開始就明確地提出要接受教訓,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此後他在1986年多次強調過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指出:「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我們現在越來越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但現在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44]」。中國***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並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首先是黨政分開,並做了明確的闡述[45]。很可惜,1989年到1991年期間中國國內的複雜形勢與世界政治格局的急遽變化,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九十年代在快速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淡化回避政治體制改革。於是,計劃體制下集權弊端和原有的既得利益還沒清除,不健全的市場經濟又使一些人獲得新的既得利益。於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社會變化中出現「三個快速」的特點:經濟快速增長、***快速蔓延、社會利益快速分化。這不僅影響着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轉化為社會層面上的矛盾與衝突,且出現逐步激化升級的征兆。有學者將此概括為「上層(少數***幹部)的寡頭化、下層的民粹化」。盡管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極不適應於經濟變化的要求,然而新老既得利益的迭加更使黨內一些人迷戀原有政治權力體制,黨內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動力明顯衰減。這不僅使既得利益不斷坐大,甚至在某些方面左右政策制定,而且打着政治旗號來綁架執政黨與政府,壓制社會發展民主政治的呼聲。由此,執政黨逐步陷入「政績陷阱」和「轉型困局」,社會問題日益突出。
  應該說執政黨的高層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問題,也曾經數度努力推進改革,但終究抵擋不住改革的強大阻力,而只能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外圍徘徊不前。2000年執政黨提出「三個代表」思想時就試圖強調深化上層建築改革[46],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了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問題,但被某些宣傳刻意淡化了;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為名,試圖把執政黨的自身改革與國家政治體制改革通盤考慮,在決議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改革的設想[47],但這些新的設想後來沒能很好地實現。在黨的***報告中,一方面強調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但另一方面卻在「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的提法上後退,以「改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健全領導體制,[48]」來回避政治改革的深層問題。到了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議中,再次提出「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以明確權責為重點,完善地方黨委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健全部門黨組(黨委)工作機制,健全黨對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領導的體制機制。」從提法的後退和到執政黨最新召開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對「改革、完善」提法的並列混用,實際上反映出黨內在深化改革的問題上意見不一和猶豫不決。同時,盡管執政黨內在加強黨內監督、幹部任用制度改革等方面發出了一係列文件,但由於是在保持原有體制框架不動,特別是不觸動不改變原有權力結構前提下的技術操作層面的改進,因而體制弊端只能是越積越多。於是,無論是近年接二連三的進行全黨大規模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動,還是出台一連串文件制度,都無法較好地遏止黨內***向高層蔓延的勢頭。在黨內,黨員幹部對這樣的教育活動越來越不當回事,黨內的思想教育越來越走向表面化形式化;在社會公眾,黨與政府的社會公信力明顯下降。
  政治體制改革無法深化,社會問題矛盾衝突就不斷加劇並逐漸顯現出危機跡象。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群體事件大幅度增加,群體事件規模不斷擴大,卷入群體事件的民眾人數動輒成千上萬。與此同時,群眾越級上訪案件從2003年以來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近年來民眾信訪案件始終在千萬件數量級上居高不下。為了回應社會矛盾壓力,執政黨於2006年召開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把社會管理與社會建設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高度,並把如何應對公共危機事件列為提高黨員領導幹部執政能力的重要訓練。但由於傳統政治管制思維與之相應的政治高壓式運轉機制慣性依然存在,執政黨和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逐漸緊張對峙,社會暴力化趨勢蔓延。
  傳統的「政治管制」思維習慣於凡事從「政治」(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待問題,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政治或者被宣傳為上級(高層)權力對民眾的體恤——上級倚賴於權力管制下級,依賴個人用權做善舉樹立親民愛民形象,而社會民眾也越加認權不認法。政治或者被看作是專政工具在社會的強力運用——一些部門和黨員幹部倚賴專政工具強制推行權力意圖,用暴力蠻橫對待民眾,於是社會民眾也認「力」不認法,以「暴」對暴:或者暴力還擊「公家人」,或者暴力自戕自毀自焚以示抗議,最近又發展到暴力殘殺弱小,以反社會行為發泄憤懣[49]。
  同時,計劃條件下的政治高壓運轉機制仍然繼續的集中體現是,為保障落實「發展是第一要務(實際是GDP數字第一)」、「維穩是第一責任」,層層推行不科學的「一票否決」、「一把手負責」、「責任追究」等做法。GDP數字要越高越好,群體事件、信訪案件數字要越低越好,這兩個數字的強大壓力使各級政府和黨員幹部不堪承受,反過來形成政府與社會的惡性循環式反應——GDP數字要高就可能罔顧民意,強力推行某些「工程」。而強力做法必然激起民怨,政府花錢買太平與剛性維穩交替或並用。
  巨量的維穩開支大大超出了政府用於民生保障、擴大就業、發展公共醫療教育事業的資金投入,這無助於有效改善民生緩解矛盾,只能應付公共危機但不能化解產生危機的根源。因而不僅是各級政府在快速上升的巨量維穩開支面前財政日益難以為繼[50],而且使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升級,從群體事件和越級上訪發展到一時間各地各類社會暴力行為快速增加。這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執政黨和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互刺激和緊張對峙。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催化社會危機和蘊生政治危機的深層次根源,不僅在於1990年代中期以後我國的政治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而且還在於目前我國政權的部分走勢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相悖離。本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所引發的矛盾,可以通過深化政治改革、推進憲政法治使社會矛盾得以和平化解,但如果執政黨內的思維和一些政府走勢背逆於經濟社會的發展趨勢,那麼政治經濟之間的矛盾張力日益加大並日趨緊張,就可能在政權反應與社會情緒都極端化的誘導下,導致國家與社會的直接對抗。而這種危險趨勢的苗頭目前已經顯示。
 然而,一方面是社會形勢的發展使得推進社會主義憲政民主愈顯緊迫,但另一方面恰恰是最近幾年來,有人抓住發展民主政治可能出現的某些風險、某些動蕩、民主自身的某些缺陷來質疑民主,連要不要發展民主政治都成了一個問題。包括有一些人所謂的批判「民主的普世價值」。必須肯定,民主政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當然各國的國情不同決定了民主政治的實現模式、實現程度各有特點,我們不能把別國的做法當標準來照搬照套。但是,人類從專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是政治文明進步不可改變的基本趨勢。中國***在革命戰爭時期就把實現人民民主寫在自己的大旗上,對人民做了莊嚴的承諾,並為實現人民民主犧牲了無數的革命先烈。而今天有的人居然批判民主價值、否定民主政治,這是對革命先烈的背叛,是對黨的莊嚴承諾的背棄。並且,改革開放的實質是推進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進步,如果沒有從傳統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所以推進民主憲政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有半點含糊。如果再不下決心啟動政治改革,推進憲政民主建設,社會矛盾的激化將使執政黨喪失改革的可能機會,政府也不再有回旋余地,所以期望延續人治,僅僅靠政策調整、靠行政改革來化解政治危機,是不可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正實現長治久安的。就此,推進憲政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之初不可回避的曆史重任。
  為了中華民族能在文明轉型的曆史進程中順利闖過民主政治發展這一關,我們不只需要批判和否定性思維,更需要探索如何以憲政法治有效保障社會的民生問題與民主權利。在這裏,任何企圖簡單地用政治概念和口號原則來取代對曆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尊重和遵循,都必然誤黨誤國,貽害中華民族和我們的子孫後代。由此,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研究和探索上,我們要盡可能少一些形而上學的抽象政治概念束縛,多一些科學求真的精神;盡可能少一些政治雷區的禁錮,多一些寬鬆的研究爭鳴氛圍。人類社會的進步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糾錯的過程,保護思想自由的權利,給探索者多一些愛護和寬容,是社會進步的必須條件。所有這一切檢驗和考驗着中國***的能力、膽識和胸懷。我們有理由相信,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是有能力更好地領導國家實現和平的、理性的、有秩序的民主政治進程,以完成她的執政使命的。
  「人生和世界,都如一個棋局,死棋還是活棋,有時候就在自己手裏」[51]。「政治發展也如一個棋局,死棋還是活棋,有時候就在我們自己的手裏。」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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